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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演講紀實] 中國的政治前景及其全球影響 (30期)

中國的政治前景及其全球影響

 

講者:滕彪

中國人權律師、紐約大學亞美法中心訪問學者

2018320

 

        20180320日,主講人滕彪以「中國的政治前景及其全球影響」作為講題,由於他的職業是一名執業律師,職業生涯與中國維權運動有很強的關聯,親身參與也見證中國維權運動的發展與困境。滕彪提到中國維權運動的發展是由不同的行動者組成,成員有律師、學者、草根團體等,他們的目的是尋求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得以實現,以及法律可以發揮保護受害者的作用,使人民真正地獲得正義的伸張。

        由於投入維權運動的時間很長,為了讓與會的師生有比較好的理解,滕彪先是從自己的人生經歷開始談起,談到自己在修習完大學的課程以後,進入律師行業工作,工作幾年後,因為接觸不少的委託案後,才逐漸意識到人民面臨法律不平等的問題,急需被解決。面臨這樣的困境,滕彪選擇以人權律師的角色投入民間維權運動,回顧一開始參與過中國最早維權運動至今,他稱過去最早的「維權運動」是一場「民權運動」

,與現今理解的「維權運動」有所區隔。

        整場演講分享的過程很流暢,滕彪與師生相談甚歡。滕彪除了分享自身作為人權律師參與民間社會運動的經驗,也分享自己當前在美國的工作經驗,談及自己如何從中國到美國的耶魯、普林斯頓、紐約大學等地作訪問學者的同時,更強調自己的心一直繫著中國維權運動的發展。滕彪也嘗試在走訪各處與不同國家時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便從多元的視角理解現在中國維權運動所面臨的困境,與探討可能的解決之道。

 

中國脈絡的觀察:轉變中的「維權運動」語境

 

  滕彪認為中國的維權運動的初始發展,並不僅僅是為了爭取委託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權益,反而與國際、國內的民主運動有關。滕彪將中國的維權運動與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作了一個宏觀的論述。他稱中文的「維權」概念很模糊,只要是「維護權利」的簡稱都能稱「維權」,因此,滕彪認為過去所謂的「維權運動」,其實是「民權運動」。

        滕彪從自身所處的脈絡與經驗為大家說明其論點。首先,滕彪談到,1979年台美斷交,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隨即在197911日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建交後的中國民間社會對於民主的想像日漸擴展,民主化浪潮與影響促使了1989年中國民間社會的走上街頭,要求真正中國民主化。但是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卻發生舉世皆聞的天安門事件。滕彪認為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不僅僅是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與民主運動,對外也起了示範的效果,在媒體與輿論的推波助瀾下影響了他國的民主運動。天安門事件對全球影響的具體事件發生在歐洲,例如,東歐的波蘭民眾,在街頭歡慶民主選舉的勝利期間,聽到天安門事件的消息後,民眾一窩蜂地轉往對中國大使館抗議。也就是說,身處民主化浪潮的中國民眾,認為爭取民主與自由是一種「維護權利」,倡議與抗爭的對象是政府,這種概念與西方世界所認為的「民權運動」比較接近。但是,在當時中國的脈絡下,人民沒有政府國民的概念,多數民眾爭取倡導的理念是以維護自身的權利為出發點。

 

  「我時常把維權運動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民主化的影響,過去像王丹一批人是叫民權運動,後來民權運動跟維權運動在語境下不好區分,中共的『市場集權主義』下有很多不滿、很多的潰敗與危機。」 (滕彪工作坊逐字稿,20180320

 

 

        另外,維權運動也因中國經濟發展的改變,出現了不同的樣貌。滕彪認為維權運動在改革開放後出現轉變,因為改革開放後,政府強調法律作為社會互動的規範,行政部門也積極推展依法行政。中國因為經濟實力的提升與國際間的交流逐漸密切,政府開始願意關注人權的相關議題,中國人大更在2004年將人權議題寫入憲法。滕彪認為在時間段上,寫入憲法後出現的維權運動,比較符合現今社會所理解的「維權運動」。區分「民權運動」與「維權運動」的用意,是避免座談的與會者,混淆了維權運動。接著,滕彪舉了自己實際參與過的案例與大家分享,案例在中國國內形成極大的影響,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也是較為敏感的事件。滕彪藉由實際案例的分享,幫助在場的觀眾能更加深入地區辨出兩者的不同,也更清楚現今中國維權運動者的處境與面臨的難題。

        以滕彪的經驗來說,雖然中國政府日漸關注人權議題,但是對維權運動者的管制並沒有想像中的開放。不過,中國政府在管制中仍然有許多的變化。最明顯的例子發生於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孫志剛在收容所中受到不公的對待致死,這件事情讓中國政府頒發新法規,並廢除有違憲之疑慮的收容遣送制度。當時這個事件之所以喚起媒體和輿論關注,是因為「三博士上書」的維權運動,顧名思義是三個博士發起的社會運動,抗爭的目的是為了收容人的公平與合法對待,而滕彪先生正是發起人之一。

        回首這段過去,滕彪認為雖然事件爆發時,中國人權的相關議題尚未寫入憲法,但是在全球化與資訊流通的影響下,中國人也逐漸有了「法治」的觀念,嘗試以法律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不是訴諸情感。人民與律師嘗試以憲法的最高性,來對抗惡法。以孫志剛的案例來說,雖然過程艱辛,但是仍有收穫──促使中國政府頒布新的法律、廢除不適用之法條。但是,對於一個人權律師而言,滕彪發現孫志剛事件並不是單一的事件,反而突顯了中國在經濟發展下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滕彪先生談到現在的中國發展是依靠著「低人權優勢』,地方政府為了在地利益,因此在公權力行使上會有差別待遇,比如需要工廠進駐的城市,政府會有條件地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甚至有優勢的資本家會與地方官僚互通有無,以達經濟發展的目標,而一般老百姓的權利,也就在發展的道路被犧牲。

        這種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兩難,往往犧牲最底層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名維權律師,滕彪認為正義與公平不該有貴賤之別,應為了人民發聲,這是身為法律人的職權所在,也是一種使命。

 

中國人權律師的行業觀察與困境

 

  在中國的維權運動中,是否具有律師的身分非常重要,因為律師身分比較容易被行政部門重視。作為維權運動先鋒者之一的滕彪,也向我們分享了維權律師這群行動者的發展歷程。

  中國過去以農業為主要的經濟基礎,人民比較注重吃飽穿暖的民生議題,這樣的意識也反映在執業律師的行業情況,以人權議題為主要業務的執業律師數量不多。舉例來說,2015年,執業律師的人數大約在700800位之間,即便中國的人權意識逐漸發展,維權律師的總量佔比仍非常少數。滕彪談到很多人並不懂維權律師的工作,多數是挾有負面的眼光。事實上,維權律師的工作是運用法律的攻防、保障民眾的權益,挑戰法律的缺陷,並具體地運用法律所規定的違憲審查制度,拒絕對形同虛設的條例視而不見。但這樣的作為與理想,卻被統治者視為挑戰政權的集體行動,因為中國政府是寄望用憲法、法律突顯政權的統治合法性。

        滕彪也提及他對台灣的觀察,台灣對於違憲審查的門檻比起中國相對容易,立法機關制定公平的規則,人們透過規則制度去解決疑慮,或修改不合時宜的法條。律師協助人民依法爭取權利是中國維權律師所嚮往與學習的目標。但在中國要挑戰違憲審查卻是有很大的風險。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一點是,在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中,維權律師提出違憲審查沒有受到中國政府受理,而中國政府卻將維權律師評為十大法治人物,允許維權律師持續對弱勢者提供法律援助。就滕彪的經驗而言,當時接受法律援助的對象所牽涉的議題甚廣,包括維吾爾族、法輪功、勞工權益、身障者權益等等。

        雖然孫志剛事件的爆發引起了一波輿論,但是中國政府有效地回應民眾的意見並有限地做出調整。不過,隨著每位領導人的更迭,中國國內的氛圍也會有不同程度的變化,維權運動亦如此,需要身在脈絡中去觀察,才可以發現整體的變化。

 

中國維權運動的未來

 

  滕彪認為現在中國的政經局勢是一種「市場集權主義」,也就是政體以龐大市場為前提,迫使國外的其他公司針對特定事件服從政權的意識型態。舉例來說,萬豪酒店集團(Marriott)在公司營運的項目裡把台灣列為國家,被中國用戶舉報後,引發中國網友的抵制與抨擊,總部立刻發出道歉聲明,強調中國領土的完整;通訊軟體臉書也被揭露將數據分享給中國的手機製造商華為,這間公司因為提供機密消息給中國政府,而受到美國政府強力的監控與制裁。這兩個例子說明了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許多公司都會選擇承認、妥協中國政府的政治主張。

    滕彪認為這樣的現況並非偶然,更可以從過去的歷史檢視。滕彪認為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的爆發,起初世界各地的主流媒體、輿論都對中國政府的舉措、反應感到震驚與不理解。但是事件平息後,西方國家仍然歡迎中國並與其合作交往。總而言之,現在的國際情勢除了中國政府以市場優勢逼迫他國、外商做出政治表態之外,其他國家也是促成現今中國的始作俑者,因為其他政府為了可以獲得商業上的利潤而妥協,是對中國採取政治上的「绥靖政策」。不過,滕彪觀察這樣的情勢也有可能變化,一旦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漸失去優勢,便會出現不可預期的危機。

 

    「市場集權主義」發展下的社會局勢,看上去是外商、他國對中國政府政治主場的妥協,但是這樣的妥協會給中國的民間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滕彪抨擊中國政府簽署許多人權條約,保障基本人權的內容並沒有具體落實,沒有開展項目,也不會遭遇制裁。國內經濟可以繼續維持貿易,中國之外的政府與公司如此配合,其實是配合中國專制體制的發展。

  最後,滕彪對中國未來的人權狀況感到悲觀。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加入國際組織後,會因為經濟的發展,推進政治的民主化。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具體落實簽署文件的內容,在關於人權議題的案例裡尤其明顯。滕彪也呼籲西方社會理解中國的時候,必須停止繼續「西方的幻想、錯誤的假設」,要避免對中國情勢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反而應該對中國的體制以及憲法,擁有「中國特色的理解」,否則將會誤判中國在全球政經局勢的布局,對於人權議題的發展也會得出偏頗的想像。

(整理:顧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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